丹妮拉‧詹佩兒（Daniela Jampel）與先生施奈德（Matthew Schneid）都是康乃爾大學法學院的學生，他們相識相戀，最後都拿到大型法律公司的工作。

兩人婚後十年，詹佩兒在紐約市擔任律師，每周工作21小時。這份工作讓她可以每周有兩天在家陪1歲和5歲的孩子，或者有彈性時間處理緊急要事。施耐德則在一間中型法律公司任職，每周工時60小時，大案子快結束前甚至會高達80小時。此外，他晚上和周末都要待命，可能會有工作電話。依每年狀況不同，但施奈德的薪水大約是詹佩兒的四到六倍。

施奈德的經濟成就，一部分是因為他的妻子工作有彈性，讓他無後顧之憂。詹佩兒表示：「如果他要工作到很晚或在周末上班，他不會說『喔天啊！誰要來照看孩子？』他從來不用有這些想法。」

目前美國勞動年齡女性擁有歷來最高的教育水準。然而，這群教育水準最高的女性卻在工作資歷和薪資面臨最嚴重的性別差距。在女性各自的工作領域內，她們在大公司擔任執行長的比率僅5%，在全美前10%收入者中也只占四分之一。

但是最近出現越來越多證據，讓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開始考慮另一個重大原因，而且與性別無關。

長時間工作與無彈性工時可大幅提升報酬，這對於管理階層和社會科學家所謂的「貪婪職業」（greedy professions）尤為貼切，包括金融業、法律業和諮詢顧問等，這也是「贏者全拿」經濟的意外副作用。這種副作用強大到抵銷女性教育的效果。

雖然有更多女性獲得學歷，但需要這些學歷的工作開始提供不成比例的薪資，可以全天待命的員工自然有更好的待遇。但同時有更多高學歷女性也開始與類似教育背景的男性結婚，生兒育女。當一人在工作上可以隨傳隨到，家裡也得有另一個大人待命，通常後者會是女性。

這並非受過教育的女性偏好脫離工作，而是因為工作本質造成擁有相同工作潛能的夫妻擔任不平等的角色。

哈佛大學經濟學者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表示，為了讓家庭收入最大化並養活孩子，一個家長密集工作，另一人則負責較不吃力的工作，這麼選擇很合理。她表示：「這在多數伴侶間常發生，如果是一夫一妻，女性通常選擇退居二線。」

其他富裕國家也有類似情形。在日本，雖然更多女性受到鼓勵開始工作，但她們的工作經常受限或選擇零工，主要是因為男性可以長時間工作，因此日本還有「過勞死」（karoshi）的說法。歐洲國家有比較友善家庭的政策，但女性仍比男性更難達到高層階級。

管理工作和「貪婪職業」有極端過勞現象，過勞一詞由德國社會學者科塞（Lewis Coser）創造，用來描述「追求獨有與不可分割的忠誠」。過勞變得普遍，許多主管加班到很晚或在周末回信，他們也期待下屬能照做。

這項轉變的原因之一在於科技，現在企業更容易聯絡到員工，而且員工也能遠端工作。企業全球化使得勞工在不同時區工作。越來越多工作要求高學歷者在留下或走人之間作出選擇，就算他們不抉擇，工作變得越來越競爭，長時間工作也會成為某種身分象徵。

社會學者車榮珠（音譯，Youngjoo Cha）表示，贏家的獎賞可比以前高出許多，你必須在一群勞工中表現亮眼，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長時間工作。

對同為35歲的詹佩兒和施奈德而言，他們不考慮找兩份差不多而且工時較短的工作。一來，他們不易找到這樣的工作。他們表示：「這些工作是客戶服務，如果你不回應客戶，可能會有其他人更願意替你回應客戶。」

而且這樣的工作選擇無法使他們擁有最大收益，現在施奈德長時間投入工作，可以確保未來擁有更高的收入。如果施奈德選擇每周工作40小時，他的妻子維持目前每周大約20小時的工作，兩人每周總工時為60小時。但他們表示，這樣的收入遠低於施奈德自己每周工作60小時的薪水。

詹佩兒表示：「額外增加50%的工作不代表可以多賺50%，而是多賺大概100%。時間與金錢的交易並非線性，我花了很久時間才逐漸接受這件事。」

超時工作的獎金並無性別差距，但是更少女性選擇超時工作，尤其是母親。

加州大學經濟學者瓦契特（Till von Wachter）表示：「根本問題在於家中要有人照看孩子。」他表示，女性雖具備一切技能並投資自己，但她們無法完全採摘那些果實。

目前有許多方法有機會縮減因為工作分配而產生的性別差距，包括有薪育嬰假和反偏見訓練等。女性可以多加協商，男性則可以做更多家務事。戈爾丁指出，這些方法多半治標不治本，把這些問題留給家庭自己去妥協。

改變某些作法能減輕家長的家庭負荷，例如普遍實施公立幼稚園、上學時間延長、免費課後照顧以及縮短學校長假。不過研究人員表示，最終解決目的不是要讓母親能夠瘋狂延長工時，

戈爾丁的研究發現，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雇主給員工清楚的上班工時，放寬工作完成時間地點的彈性；可行方法之一就是讓員工可以相互輪班替補。

員工為了讓這件事情成真，必須主動對公司提出要求。企業已經習慣隨傳隨到的員工，通常不會為了表現人道而改變作法。員工必須讓公司明白，如果公司不改變可能會失去重要員工，男女都是。

此事已有跡可循。研究發現，年輕男性希望擁有更平等的伴侶關係，並多加參與家庭生活。女性在校表現優於男性，但雇主卻失去女性的才能。

史丹佛經濟學者布魯姆(Nicholas Bloom)表示，這代表企業需要重新調整工作，但這會涉及很多金錢。企業需要有強大誘因來規畫新工作，讓他們願意吸引每周工作40小時而非80小時的高教育知識份子。

女性擁有高學歷，但工作本質造成擁有相同工作潛能的夫妻擔任不平等的角色。美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