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萨站、健身房、由明星建筑师打造的概念化豪华总部，以及高薪职业生涯前景，而且在职业生涯中还有可能解决世界难题。很长一段时间，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但现在它们的地位是否开始发生变化？

大型科技公司可能会担心政府罚款和公关紧急情况，但其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无法招聘和留住有才华的员工。一些备受瞩目的离职者正在公开他们对公司的抱怨，同时大的吸引力正在减退。

例如在上月，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宣布她将离开谷歌(Google)，以专注她在AI Now Institute的工作（研究人工智能的伦理影响）。2018年，她参与领导了谷歌两万多员工罢工抗议该公司对性骚扰事件的处理。今年4月，惠特克说她被告知，如果她想继续留在谷歌，就得“放弃”AI Now Institute的工作。

本月，一份匿名的员工备忘录在谷歌传播开来。这份备忘录题为“我不会在产假之后回到谷歌，原因如下”，指控了一位经理的歧视。

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最近发布的一则基于与Facebook前招聘人员谈话的报道，Facebook在去年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之后，一直很难争取到毕业生入职（Facebook对此予以否认）。报道称：“截至去年12月，Facebook向一流学校应届毕业生提供的全职职位的接受率已从2017-2018学年的平均85%降至35%至55%之间。”报道还显示，求职者从Facebook转投其竞争对手（谷歌）或者爱彼迎(Airbnb)、Stripe和Lyft等新兴公司的门下。报道指出这是求职者对道德和政治的担忧所致，也与Facebook作为一个品牌在年轻人当中的重要性有关。

一些公司最初曾是勇敢奋斗的初创企业，员工在公司里可以获得自主权、创造力和影响力，现在这些公司已成为像政府一样的全球官僚机构。筋疲力尽的千禧一代现在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长时间工作的文化（由那些免费的披萨推动）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普华永道(PWC)估计，88%的千禧一代希望为价值观与自己一致的公司工作。

前谷歌高级职员、现任奥米戴尔网络(Omidyar Network)技术与社会解决方案实验室主任的萨拉•德林克沃特(Sarah Drinkwater)表示，一些科技公司在英国退欧投票和美国大选期间所扮演角色的曝光“揭示出许多有趣的问题。虚假信息，偏见，不平等。科技公司员工看到了所有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并希望对此做些什么”。

科技公司需要担心吗？德林克沃特表示：“以前，如果你想在一家数字公司工作，特别是一家全球公司，那么只有少数公司可以选择。但现在有很多选择，包括Spotify或Monzo在内。此外，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显然正在追求工作中更多的使命感。使命感可以有多种定义，但通常归结为具有高远的视野和一种拥有个人影响力的感觉。由于员工基础庞大，这两点（在大型科技公司）都被稀释了。如果科技公司员工不喜欢感到自己像是大型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那么他们再也不必忍受这种感觉。”

虽然科技公司仍然待遇丰厚（根据Hired.com的数据显示，全球科技公司平均薪酬为13.5万美元），但科技公司对其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扭曲影响越来越多地抵消了这种待遇。

最近被任命为爱彼迎欧洲、中东和非洲创意总监的爱德华•文斯(Edward Vince)表示：“钱永远不够。”文斯5年前去了美国，先是在苹果(Apple)工作，然后在Facebook工作，如今已经回到了英国。“到了旧金山后，你很快意识到，提供给你的令人赞叹的薪水和生活方式有着巨大的成本，实际上要大打折扣，而且不会让你以你想象的方式致富，特别是当你意识到生活成本的时候。我们去年在育儿方面花了4万多美元。”

大型科技公司缺乏多样性也是一个问题。“硅谷里是一种单一的文化。在你到办公室之前，你经常不与任何人互动。你是全封闭的，不去体验现实世界，但如果你在Facebook工作，你应该要为拥有25亿用户的社区服务。而你却对现实没有任何看法。我发现这真的很让人担忧。”

文斯曾为小型创意公司和他自己的工作室工作，他也难以接受这种文化。“你以为，你被聘用是因为你就是你。但你很快意识到，这一切只是因为你是个还不错的选择。他们从世界各地聘请所有这些令人惊叹的创意人才，为的是让他们带来不同和多样的观点，然后又立即只想要你融入公司。”文斯还苦恼于公司里批判性思维的缺乏。“这里的文化是‘为人友善，不要批判’。你很少能找到对工作和公司本身提出批评的人。人们希望得到好的评价和丰厚的奖金。”

文斯可能身处于一种越来越强的趋势之中。2019年5月，研究负责任的科技的英国智库Doteveryone发布了《人、权力与技术：科技工作者的观点》(People, Power and Technology: The Tech Workers’View)，这是对英国数字技术设计和开发人员的态度进行的首次深入研究。研究发现，这些工作者正在“呼吁结束这个快速前进、打破常规的时代”。

逾四分之一(28%)的英国科技工作者，曾目睹过关于某项他们认为可能对人类或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技术的决策。其中近五分之一(18%)的人因此离开了所在公司。调查发现，科技工作者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考虑他们的产品的影响。

管他们有这样的担忧，但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仍相信科技是一种正向的力量。德林克沃特认为，在大型科技公司进行一些急需的改革时，员工可能成为一股关键力量。科技、人工智能和数据等专业领域的专家拥有公共政策制定者可能没有的独特优势。赋予这些人权利，让他们能够提出她所称的“积极异议”，可能是留住他们的办法。

德林克沃特表示：“科技工作者所处的位置能够让其很好地预见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及其细微之处，因为他们每天都与这些技术打交道。让这些人参与理解科技的影响和开发解决方案，可能会在科技公司内部产生积极的影响。科技公司越来越接受这种观点，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帮助。”

德林克沃特是众多转向政府工作、智库或更具包容性的科技企业的大型科技公司员工之一。她领导的奥米戴尔网络技术与社会解决方案实验室既是投资基金，又是智库和实验室，旨在帮助“技术人员预防、减轻和纠正技术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影响”。

她之前是谷歌创业孵化器“伦敦学院”(Campus London)的负责人。她表示：“我曾与这些了不起的初创企业合作，但我也看到，资金往往流向相当同质化的一批公司。”

德林克沃特是否认为大型科技公司是邪恶的？“人们很容易对此产生相反的两种观点，但技术仍然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问题在于，有两种相当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技工作者是新型的银行家，而另一种观点则是科技工作者对他们正在开发的事物做出辩护，他们指出科技工具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功用。

“这种功用是惊人的。我曾参与谷歌地图(Google Maps)的开发，至今仍为此感到自豪。没有人能否认优步(Uber)的实用性。不过我相信还有第三条路，一条让科技负责任、成为一种正向力量的路。”

來源: 金融時報